502023330051 孙博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我是谁,我要做什么

​ 我是孙博文,来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我出生于一个无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是保洁工人。从小家教相对严格,加上在初高中时期都遇上了欣赏我的老师,使得我拥有努力上进的部分先决条件。

​ 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我的未来规划无非是利用所学知识成为异化的生产关系中被异化的劳动者。异化在劳动所在之处,而人不能不劳动,就像人不能不吃饭。但低头做事之余,依然要仰望星空。我想要把哲学的思辨与实践作为我终身热心的事业。

​ 人生的意义无非在于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认识是将自然的规律完全精神化,化为直观和思维的规律,整个自然借助意识将自己溶化为一种理智的理论(谢林. 先验唯心论体系)。而相对应的实践是将思维中的概念实现为自然世界中的实在。这两种相会合的活动是自然的必然的倾向,是人类自社会产生以来都坚持着的主题。

​ 这样谈论人生意义似乎显得太大了,一个人能够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但我们能够说,因为这一影响微不足道因而它就是没有必要的吗?我认为不是。这也反映出当下的一种焦虑症,对应一种虚无主义的世界观。很多人都抛弃了实践当中最细微的那些,仿佛它们不配被称为实践;同时又对于翻天覆地的改变抱有幻想。

​ 这就不得不引到我对当前社会发展所抱有的最大困惑:青年人的思想工作到底应该如何开展。

​ 当下的青年有一种小资产阶级化的倾向。当然,想要“小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许多人的愿望竟然是不劳动就能获得幸福的生活。在当前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下,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他们自己从无产阶级到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反向运动。这一反向运动,对于整个无产阶级是必然失败的。但我们竟不能够严肃地批判,因为当前的形势毕竟没有发展成剧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严肃的、不清醒的想法毕竟还不至于使人变得走投无路。

​ 同时,当下的青年似乎也没有自信力。形势并没有到令人沮丧的地步,以至于中年人们显得比青年人有信心。更具体地来说,青年的自信心有一种分化:一派抱有适当的信心,而另一派则非常沮丧,甚至在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这种信心的丧失更甚:他们都认为自己以后找不到工作。

​ 因而,我也希望将哲学作为精神分析学的引子,以期找到其原因与解决办法。

思政课要为学生先

​ 学生们需要一个子弹头、钢笔尖式的人物。

​ 而这样的一个人物,所能起的最大作用,就是给所有人带来理论上的理性。教师这一身份最合适。

​ 二十出头的年纪是大多数学生对于政治话题最敏感的时期,就算对政治再不感兴趣的人也会形成他自己的观点。而同学们在上面讲一些东西并不会引发更多的认同。毕竟大家在台上讲得内容和他们平时关注的内容相差甚远。作为教师和学生的距离虽然比较远,但老师毕竟也有做学生的时期。所以学生的心理是好推断的。

​ 我们提倡自由和包容;时代的主题还是和平与发展。这些基调不是大学的思政课程能够影响的,因而我们不可能讨论太尖锐的话题,同时也就失去了在这些话题上进行教育的可能。不过,即使我们一点也不能奢求所有同学都对社会现实的问题都抱有相同的立场,但是至少要抱有对于他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中合理的立场。这就需要一些分析方法的介入: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

​ 介绍这些分析方法,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首先它是一种正确的独立思考的工具。很多时候我们对自诩“独立思考”的人感到头疼,都是因为他在本质上仍然是道听途说,拾人牙慧,把别人具有感染力的观点不加以批判地使用。而这样的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驳不倒的”,因为他之所以从众多看法中采取了这个或那个看法,其来源多半是基于他的某些信仰。而一些有偏差的信仰,往往又是他并不能把我到自己在切身利益中的真正立场。

​ 其次它能够给予朴素的情感与观点一些切实的信心。总是说“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朴素的想法最容易迷茫。它从“人的感受”的质料中最直接地产生出来,也最容易受到各种方面的批判。有了分析的方法来应证这些观点,我们就容易有理论上的自信,就不容易“受知识分子的骗”了。

​ 在积极作用之外,还有一些“消极”的作用。这里的消极是说,虽然它不能够带来正面的认识增加,但至少告诉我们哪些看法是不可取的。

​ 这些完全客观的理论工具一经被把握,便成为青年学生对抗意识形态渗透的最好工具,而不需要再多言其他的。信念动摇的来源在于没有信心,而喜欢理性的人的特性就是喜欢从理论出发推出当前的处境。如果能够运用分析的工具确定无疑地判断当下的形势,疑虑也就自然地消解了。

同一和综合的统一——谈谈对辩证法的认识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论、矛盾论 读后感

​ “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

​ 从康德的范畴表开始,到黑格尔时已经自觉地使用“正反合”作为辩证法的形式了。提出一对截然相反的论题A和非A,在这里辩证法的答案是:A又非A,因为A是非A。

​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说法? 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与同一律绝对不允许辩证法如此这般的操作。但辩证法的实质是什么?

​ “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毛泽东. 矛盾论,1937)。我们在使用形式逻辑的时候,仅仅是在形式上使用它。我们形式地说A是A的时候,总是不管A到底是什么的,就算A本身是不存在的、不正确的,我们依然说“A是A”是对的,因为形式逻辑只管抽离了其中的对象而言的形式上的正确性。而辩证法是“研究对象本质”的。对于辩证法而言,不管是A还是非A,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还是要打问号的。所以它超越形式上的逻辑,而成为一种内容的逻辑。

​ 对于辩证法而言,它极力要达到的终点是弥合、修补、消除矛盾,把所有的东西都统筹在一起。对于两个不相容的概念之间的连接,我们称之为综合;而从一个概念中分析出其中既有的东西叫做分析。“同一”则是分析的极限:从一个东西分析出它自己,一步也没有进。辩证法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对于矛盾的双方既综合又同一。

回到一开始引用的例子。首先提出,

正题:强调动机否认效果

反题:强调效果否认动机

合题:效果就是动机的体现

​ 这个合题是如何达到的?在辩证法里,“合题”不如说是“裂题”。辩证法不是把黑的白的放到一起搅合成灰的,而是看到问题本身的裂隙;看到被讨论的概念其自身的矛盾;看到概念超出形式规定的“内容”;看到问题本身所分裂出来的那个“更值得被问的问题”。

​ 这里的正题和反题一列出来,我们从形式上看,它们是水火不容的。但是这种“水火不容”当中暗含的预设是,动机和效果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我们立马就要反应过来,动机和效果果真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吗?动机是我们的认识,效果是我们的实践,我们要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 实践论,1937), 因而,只有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想的结果,人的认识才被证实了。换言之,只有文艺工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才能说明文艺工作者的动机是清楚而没有偏差的。

​ 这样,矛盾的双方就被我们通过对双方概念的实际分析,综合而同一地统一起来了。可以这样说:辩证法就是对原问题的扬弃。

阶级斗争的形式正在起变化——共产党宣言读后感

​ 共产党宣言诞生的185年后,阶级斗争除了原来的形式之外,已经产生了新的形式。而当今的世界在普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俨然成为广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最终的决斗场。

​ 但是通过广泛的矛盾转移的手段,当今阶级斗争的烈度已经达到一种低谷。而伴随着消费主义,出现的是资本主义新的现代统治形式。通过用景观社会取代商品社会,通过一种甜蜜的意识形态控制,消解主体的反抗性和批判性。在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情况下,人们是容易被这样的一种景观遮蔽的。人们只能单向度地盲从并丧失对本真的生活的渴望和要求。

​ 现代资本主义,同样生产穷人。这部分穷人必须是相对而言的,而不是赤贫,作为社会阶层的底层结构出现。与美轮美奂的景观社会不同,它们是被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来充当被比较对象的,其作用是为另外一些人提供比较而言的满足感。

​ 在一般的视角下,无产阶级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资产阶级是消费者;而在辩证法的视角下,资产阶级俨然也是生产者:他们为社会生产一种上层的奢华的景观,和底层的悲惨的景观,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消费,实现对新的资产阶级的再生产,以维持这个体系。

​ 就更不用论证艺术、教育等意识形态宰制和高福利、政治体制等政治经济手段所带来的影响了。其中就以意识形态的影响最为深远,包括但不限于人性论、资产阶级的理论人道主义。在这些手段的影响下,有的人不相信共产主义;有的人认为自己能够跃升为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 这与共产党宣言创作时期的背景已经相去甚远。但我们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依然不忘初心。因为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转变其实是历史发展的内在症结,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的一切都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殊性质带来的,正如资本主义诞生了无产阶级,作为扬弃资本主义自身的力量。所以我们并不惧怕这种斗争形式的变化,而是接受历史的必然性,把握这种变化,然后诞生新的理论与新的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它不是在固定僵死的历史背景下的认识以及斗争方法,也不是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某种答案,而是告诉我们如何做突破历史的局限性的尝试,用普遍又特殊的分析方法分析具体的情景。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在于,找到人自身所蕴含的革命性和解放性的力量。所以,与黑格尔将认识和实践作为绝对精神运动中的阶段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实践抬到了最高的位置,这标志着人的直接现实的能动性被提到了最高的位置,从康德提“人为自然界立法”以来,人的实践理性在这里获得了最高的尊严。

​ 因此,我们要不忘初心,并且与时俱进,了解到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斗争的新的形式与形势。并且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

​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要时时感受到自己的新生。